“十四五”规划纲要明确提出，要前瞻谋划未来产业，着眼于抢占未来产业发展先机。在国家政策指引下，近年来地方政府陆续出台了顶层设计和配套政策支持本地未来产业发展，为增强发展动能和重塑区域竞争优势竞相发力。

一、地方政府高度重视培育未来产业，并制定出台相关政策

2022年是我国未来产业规模化发展元年，地方政府密集发布了20余个未来产业相关政策，主要集中在东南沿海和中部地区。一部分省份呈现出较好的省市联动性。如山西、浙江和河南率先出台省级未来产业相关政策，诸多地市依据省级政策和当地实际情况相继制定未来产业发展规划，进一步落实上级政府部署要求，开展未来产业培育发展的相关工作。一部分地市结合实际情况先于省级政府出台相关政策。如江苏、广东、河北等地，在省级政府未有实质行动的情况下，其部分城市已率先尝试大胆探索，力图抢抓未来产业发展的关键机遇期。深圳在2022年6月发布《深圳市人民政府关于发展壮大战略性新兴产业集群和培育发展未来产业的意见》，南京在2022年9月发布《南京市加快培育新赛道发展未来产业行动计划》。

二、地方未来产业政策呈现“三个不同，三个相同”

（一）“三个不同”

1.内涵理解不同。从产业培育周期看，不同地区对未来产业的培育时间跨度差异性大。如上海提出2030年和2035年不同阶段未来产业培育发展目标，深圳、杭州、南京等地是以2025年作为产业发展的近期时间节点。从技术驱动类型看，不同地区对驱动未来产业发展的技术类型和方式认识不一样。山西省认为，未来产业以新一代信息技术、新材料、新能源、新装备、生物技术等与工业技术交叉融合为驱动，强调融合创新；浙江省则认为，未来产业是由突破性和颠覆性的前沿技术所推动，强调的是突破性和颠覆性前沿技术。

2.发展目标差异明显。从产业体系看，上海、浙江等东部地区提出打造未来产业集群，形成全球有影响力的产业高地；河南、山西等地则提出努力实现未来产业体系从“0”到“1”初步构建的目标。从产业规模看，大多数地区尚未明确提出具体产值或营收规模，但部分地区将发展目标具体化。如上海提出，到2030年未来产业产值要突破5000亿元；南京市提出，力争在2025年全市未来产业主营业务收入达到3000亿元以上。

3.地方产业重点方向选择不一样。上海、浙江和深圳等东部地区依托集聚的创新要素资源，更注重结合本地优势产业基础在世界前沿科技无人区领域进行探索，而山西、河南等地则主要以促进原有产业升级为切入点，逐步构建未来产业体系。

（二） “三个相同”

1.推进新机制建立。一是成立高级别领导小组。河南、山西等地均成立了未来产业发展领导小组，制定发展措施，统筹协调未来产业发展。二是组建专家委员会。杭州、南京等地聘请国内外知名专家、企业家，组建未来产业专家委员会，为未来产业发展提供高质量的决策支撑。三是探索产融结合新机制。浙江提出要发挥政府产业基金引导作用，建设若干功能性风险投资基金和未来产业引导基金，撬动社会资本参与；上海提出要探索设立市场化主导的未来产业引导基金，鼓励金融机构开展产品和服务创新；山西则提出，要积极探索建立未来产业投资基金，促进政府基金与市场基金协调互动。

2.打造产业生态体系。一是构建未来产业企业梯队。浙江提出要大力引进和培育一批未来产业头部企业和标杆企业；上海提出要培育产业生态主导型企业，引进培育一批创新型企业；深圳市提出要培育一批“专精特新”企业，聚焦一批科技型企业。二是以应用场景为牵引促进未来产业发展。浙江提出要建设未来场景应用引领地，上海提出未来场景“开源计划”，深圳提出构建未来技术应用场景。三是打造未来产业先导区。上海、浙江、河南等地提出建设未来产业先导区，打造形成一批特色鲜明、引领发展的未来产业高地，其中浙江已经公布了首批8个省级未来产业先导区。四是强化人才引育。上海、南京、深圳等地均把“人才”作为要素保障的重中之重，实施未来产业专业技术人才培育计划，包括加大未来产业国际一流人才和科研团队引进、加强管理人才队伍和青年科技人才培育等。

3.呼吁出台国家顶层设计。目前国家尚未出台未来产业培育发展的顶层设计，地方缺乏权威的上位文件指导，因此在谋划未来产业布局时出现了两大疑虑：一是地方政府对未来产业的理解各不相同，对未来产业的内涵边界把握不准，导致对于选择的重点赛道是否“真正”属于未来产业范畴不确定，可能与日后出台的国家顶层设计有偏差；二是某些未来产业细分领域在地方布局中重复布局频次高，恐造成重复建设和资源浪费现象。以量子领域为例，在地方已出台的未来产业政策文件中，将“量子信息”或“量子科技”作为主要布局方向的超过80%，但某些地区并不具备量子产业资源基础，未来可能会导致过度重复建设，引发无序竞争、资源浪费等问题。

（根据长江经济带决策信息库资料编辑整理）

编辑：张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