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十四五”时期我国农村发展取得显著成效

一是守住了两条底线。既守住了“口粮绝对安全、谷物基本自给”的粮食安全底线，2024年全国粮食产量迈上1.4万亿斤新台阶，按流向统计法测算的谷物自给率保持在95%以上；又守住了防止规模性返贫致贫的底线，脱贫县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从2021年的14051元增长到2024年的17522元，增速快于全国农村居民平均水平。二是乡村产业发展、乡村建设、乡村治理等乡村振兴重点工作稳步推进，取得积极进展。三是农村居民收入和消费支出的增长速度连续多年快于城镇居民，城乡居民收入和消费差距持续缩小，2024年城乡收入比下降至2.34，城乡消费支出比下降至1.79。四是农村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不断改善，城乡融合发展迈上新的台阶。

二、当前我国农村发展仍存在一些问题

第一，农业农村现代化依然是中国式现代化的短板。从领域维度看，农民收入、农业劳动生产率、农村公共服务等是突出短板。从“三农”维度看，根据相关评价结果，农业现代化水平最高，农村现代化和城乡融合发展水平居中，农民现代化水平最低，离2035年目标差距最大，未来需要把农民现代化放在更加突出的位置。从空间维度看，欠发达地区农业农村现代化相对滞后，是短板中的短板，如果没有上级政府的大力支持和来自外部的帮扶，要确保这些欠发达地区到2035年同步基本实现现代化难度较大。

第二，农民种粮收益低。无论是与农民外出务工相比，还是与种植蔬菜、瓜果等经济作物相比，农民种粮的经济效益均比较低，且近年来在粮食生产成本不断攀升的情况下，粮食价格出现下降，2023年稻谷、小麦、玉米三种粮食平均出售价格下降5.72%，2024年玉米、小麦等价格也出现较大幅度下降，种粮农民增收难度加大。

第三，农村人口老龄化日趋严重。2023年全国乡村60岁及以上老年人口比重达到26.5%，比城市高8.7个百分点。村庄空心化也在不断加剧，据2024年中国乡村振兴综合调查，在全国14个省份的472个样本村中，人口净流出的“空心村”占91%，人口净流入的“实心村”仅占9%。在“空心村”中，人口空心化率超过43.4%的深度“空心村”占比达48.8%。

第四，城乡差距仍然较大。到2035年要实现城乡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时间紧、任务重、难度大，尤其是城乡社会保障待遇差别较大。

三、“十五五”时期需要高度关注的主要问题

“十五五”时期，我国农村发展将呈现两期叠加的特征。一个是关键期，到2035年我国要基本实现农业农村现代化。“十五五”时期是实现2035年目标的关键期，关键期若不打好坚实的基础，到2035年目标实现就比较难。再一个是转型期，国家对脱贫地区设立了五年的过渡期，2025年是最后一年，过渡期之后，对脱贫人口和脱贫地区的帮扶将转向低收入人口和欠发达地区分层分类帮扶，相关政策也需要转型。按照《乡村全面振兴规划（2024-2027年）》，到2027年，东部发达地区和中西部具备条件的大中城市郊区乡村要率先基本实现农业农村现代化，农村低收入人口和欠发达地区分层分类帮扶制度基本建立。因此，“十五五”对农村发展来说是一个关键期、转型期两期的叠加，农村发展中有很多关键问题值得关注。

第一，统筹保障粮食安全和促进农民增收。近年来，我国粮食产量不断增长，农村居民收入也在不断增长，且其增速连续多年高于城镇居民，粮食产量和农民收入呈现“双增长”态势。然而，在这种“双增长”背后存在一个结构性偏差事实，即农民增收与农业生产经营之间的联系并不密切。总的来看，农民增收主要靠外出务工的工资性收入和政府转移性收入，而包括粮食种植在内的农业经营净收入对农民增收的贡献较小。农业（种植业）经营净收入对农民增收的贡献率2014-2020年只有9.5%，2021-2023年该贡献率虽有所提升，但也只有13.9%。促进农民增收，重点难点是确保种粮农民收入持续稳定增长。尽管保障粮食安全是治国理政的头等大事，但对种粮农民来说更多看重的是收入增长。因此，就国家层面而言，需要统筹保障粮食安全和促进农民增收，把种粮农民增收放在促进农民增收的重要位置，确保种粮农民收入同步甚至更快增长，只有这样才能调动农民种粮和地方抓粮的积极性。

第二，因地制宜发展多种形式的现代大农业。发展现代化大农业是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的主攻方向，但目前学术界和有关部门仍存在认识误区，即把现代化大农业狭义理解为现代化大规模农业。事实上，现代化大农业是践行大农业观的现代化农业，是大农业和现代化农业有机结合的整体。因此，发展现代化大农业对全国所有地区都是适用的，每一个地区都需要践行大农业观，因地制宜发展多种形式的现代化大农业。例如，东北的黑龙江、吉林和西北的新疆等人均耕地资源较多的地区，可以发展现代化的大规模农业；对于人均耕地资源较少的地区，可以发展适度规模经营的现代化大农业，通过土地流转和服务外包实现土地规模化和服务规模化经营，走复合型规模经营之路；对于上海、北京、重庆等大都市地区，则可以发展都市型现代化大农业。此外，每一个地区都有很多特色资源，发展特色农业潜力巨大，可以发展特色型现代化大农业。

第三，农村老龄化应对及养老服务体系构建。当前我国农村人口老龄化问题日益突出，为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十五五”时期亟须加强农村公共设施设施的适老化改造，建立与老龄化进程相适应的老年友好村庄。目前我国农村养老服务体系存在农村建设的机构养老床位大量闲置与农民居家养老需求得不到满足的资源错配。据2024年中国乡村振兴综合调查，在60岁及以上农村老人中，近90%的受访者希望居家养老，仅有5.6%的受访者希望在养老机构养老。这表明，现阶段农村居家养老仍是主要需求，但各种资源大都投向机构养老，而农村居民因收入水平和消费能力有限，更多需要的是居家养老，从而导致农村机构养老的床位大量闲置，这是一个短缺下的资源错配问题。虽然目前许多地方都出现了养老床位城区一床难求与农村大量闲置并存的现象，但这并不能掩盖农村养老设施和养老服务严重短缺的事实，农村养老服务补短板将是今后较长一段时期内的重点任务。因此，要适应农村居民的需求，加快发展农村居家养老服务，建立以居家养老为主的农村养老服务体系，有效满足农村老人吃饭、就医、照护等多样化需求，同时实行医养结合，鼓励邻里互助，提高农村居家养老服务质量。

第四，农村低效闲置资源的再开发再利用。预计到2030年，我国的城镇化率将达到71%左右。随着城镇化的不断推进，农村人口老龄化和村庄空心化将会进一步加剧，农村常住人口和村庄数量将会进一步减少。适应城乡人口的这种变化趋势，“十五五”期间需要进一步优化村庄布局，按常住人口来优化农村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提高公共资源配置效率。农村有大量闲置的公共资源需要再开发再利用，比如学校，由于义务教育城镇化率远高于常住人口城镇化率，农村的小孩有的到县城、城镇上学了，农村中小学生源越来越少，校舍大量闲置，农村闲置校舍的再利用就成为一个紧迫问题。又如，截至2024年底全国共确认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9.3亿人，而我国农村户籍人口2023年为7.29亿人，乡村常住人口2024年为4.65亿人。这就意味着，在现有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中，有4.65亿人常住在城镇居住和工作，但在农村拥有土地承包经营权、宅基地使用权和农村集体经济收益分配权。随着城镇化的推进，未来在农村拥有“三权”的城镇居民规模会进一步扩大。然而，在现行法律和规章制度下，进城落户农民在农村的“三权”还难以有效退出，这不仅会妨碍农业规模化经营，还堵塞了城乡居民家庭财产性收入拓宽的渠道。从发展趋势看，农民进入城镇以后，在城里有了稳定的工作，在自愿依规的基础上有偿退出农村“三权”将是大势所趋。因此，逐步增加开放性，扩大交易半径，采取市场化有偿退出等，将是下一步亟待研究解决的问题。

第五，欠发达地区分层分类帮扶与同步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在2020年之前，我国把打赢脱贫攻坚战作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一个目标底线。之后，国家把防止发生规模性返贫致贫作为过渡期的目标底线。2025年过渡期以后，面向两个阶段的发展目标，可能需要把确保欠发达地区到2035年同步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作为一个目标底线。目前，中央已经明确要建立欠发达地区分层分类帮扶制度，分层就是按照欠发达地区的欠发达程度，区分重度、中度、轻度欠发达地区，分类就是按照欠发达地区的地理位置、自然条件和经济社会特征等划分不同类型，对不同层次和类型的欠发达地区实行差异化的支持政策。

（根据中国社科院农村发展研究所魏后凯在《改革》发表的文章编辑整理）

编辑：张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