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1年上半年以2019年为基期的GDP两年平均增长率为5.3%，较一季度提高0.3个百分点。但三季度GDP同比增长率为4.9%，较二季度下降3个百分点；经济下行趋势开始显现。供给侧看，7-9月份工业增加值两年平均增长率分别为5.6%、5.4%、5.0%；服务业生产指数两年平均增长率分别为5.6%、4.4%、5.3%（散发疫情影响减弱）。从趋势看，三季度都有下行态势。

2021年上半年出口持续高增长，但内需增长缓慢。上半年出口（美元）两年平均增长率为14.9%；消费和投资两年平均增长率均为4.4%。但7-9月份，除出口继续保持强势增长外，国内投资、消费增速呈持续下降态势。7-9月份，出口（美元）两年平均增长率分别为12.7%、17%、18.3%；投资两年平均增长率分别为4.3%、4%、3.8%；消费两年平均增长率分别为3.6%、1.5%、3.8%（散发疫情影响减小）。2021年11月份，剔除价格因素后的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同比仅增长0.5%；按照可比口径计算，固定资产投资同比下降5%左右。总体看，需求增速低于供给，内需增速低于外需。

需求不足的矛盾更加突出。正如2021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所指出的：我国经济发展面临需求收缩、供给冲击、预期转弱三重压力。全面畅通国内经济大循环，充分释放经济增长潜力，已成为非常重要的政策目标。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增长经历了初期的较大波动后，自1992年以后，总体保持了平稳较快增长态势。但2010年以后，受多种因素影响，中国经济增速持续下降，时间已长达10年。（见图1）

图1 1978-2020年中国GDP增长率（%）

数据来源：国家统计局。

对经济增速下降的解释之一，是中国经济经过持续高增长以后进入了新常态。但经济增速并未因新常态而稳定在某个区间，而是继续下降。当然2020年主要受疫情冲击，但2021年出现的经济新的下行压力，使我们对经济增速下降的原因，必须要在关于新常态的分析框架下，做更深入的拓展研究。关于经济新常态的分析，主要基于供给角度：从经济结构调整到高质量发展。对需求变化及其对经济增速下降的影响，则较少分析。实际上，自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开始，叠加中美贸易战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等因素冲击，我国出口增速持续大幅下降。2010-2019年，美元口径的出口增长率从31.3%降低到0.5%；外需增长率变化非常大，对外贸出口企业生产的影响非常大。国内看，受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矛盾的影响，特别是城镇化推进不平衡矛盾的制约，2010-2015年房地产投资增长率从33%降低到1%；特别是进而带动了制造业投资增速大幅下降（2011-2016年，从30%以上降低到3%以下）。房地产投资加上制造业投资，约占全部投资的50%左右；这些投资增速的大幅下降，必然导致投资增速下降（2010-2019年，从23.8%降低到5.1%）。投资和出口需求，在我国总需求的占比超过60%，其增速大幅下降，必然引起企业生产的大量缩减，必然导致经济增长率持续回落。经济增长率下降，也表现为企业营业收入、居民收入和政府财政收入增速持续下降，这就进一步抑制了投资和消费增长的能力。由此形成需求收缩-经济增速下降-收入增速下降-需求进一步收缩的循环，表现为经济下行压力不断加大。这一情况在2019年时已经比较明显。受疫情冲击，2020年以来需求收缩，特别是内需（国内投资、消费）收缩更为明显。这就使经济下行压力进一步加大。综上，需求收缩导致的经济下行压力加大，是当前中国经济增长面对的主要困难。

从宏观角度分析经济增长过程，必须考察供给与需求两个方面。首先，生产决定供给。由此就需要考察决定生产的各类因素，包括劳动、资金、技术等要素保障，生产的组织及与之关联的制度等等。供给学派主要从这个基点建立经济增长理论，据此构建并丰富和发展了生产函数及相关模型。其次，产品和服务需要依靠流通到达市场购买者那里（商品生产条件下），流通理论及供应链概念主要基于此产生和发展。简言之，供给的分析涉及到供给学派理论、流通理论等研究。供给（商品或服务）在市场得以实现其价值的决定条件，在于需求。诚然，供给学派的“供给创造需求”的假设，从中长期看可能成立；但这需要抽象掉市场交换活动的一些具体联系。由就业、居民收入、消费能力、消费偏好等因素决定的市场需求，具有很大的可变性。而这些变化，很多是与供给活动相对独立的。宏观经济理论主要研究需求（包括需求的各个组成部分、需求的决定等），由此还分析到相关的收入分配活动、投资偏好、消费偏好等等。

从上述观点出发分析经济增长率的变化，必须从供给和需求两个方面进行考察。认为经济增长率下降的观点，主要是基于供给方面的分析。包括使用生产函数或者面板数据的方法（这些主要基于供给学派理论），用2010年以来的经济数据，判断中国经济的潜在增长率显着下降；二是对人力资源等要素供给条件进行分析，比如人口老龄化等，认为中国经济潜在增长率下降；三是对主要发达国家的经济增长历史进行一般归纳，寻找共同特点，据此推理认为中国经济潜在增长率将下降。这三种分析都不全面。第一，生产函数方法基于供给学派的理论框架，忽略了需求因素的作用，可能会误将需求制约导致的经济增速下降，判断为要素供给因素导致的潜在经济增长率下降。第二，从要素供给看，中国人口老龄化确实使劳动年龄人口总量开始减少，从2013年开始。但与庞大的劳动年龄人口总量比较，仍然是比较小的边际变化。第七次人口普查数据，我国劳动年龄（16-59周岁）人口还有8.94亿人。除去目前城镇的4.6亿就业人口，8000万左右的农业劳动人口外，还有7000万左右的高中、中专、大专及大学的在校生，2.9亿左右的农民工。目前每年应届大中专毕业生就有1400万人左右。这表明我国现在仍然有丰富的人力和人才资源。技术供给方面，由市场引导的应用技术研发非常活跃，产业技术更新积极而普遍。这表明我国已经形成了应用技术方面的供给能力。当前新型举国体制正在加快建设，其潜力不可低估。综合研判，我国目前的要素供给能力并未明显下降。第三，使用国际比较方法，必须要注意样本的可比性。中国特色的现代化道路具有很大特殊性，中国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矛盾较发达国家当时要深刻得多。当人均GDP连续两年超过1万美元时，我国还有6亿左右人口每人月收入在一千元左右（人民币）。因此，中国经济结构变动的潜力和能量，经济发展的潜力和能量远大于发达国家进入高收入国家时的一般情况。综上，从供给角度研判，我国潜在经济增长率仍然在8%以上。畅通国内经济大循环的要点，恰恰是要把这一潜在增长能力充分释放出来。

针对当前的经济下行压力，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做出了全面安排部署。新的下行压力，集中表现为需求收缩、供给冲击和预期转弱等三重压力，表明国内大循环还没有全面畅通。中央经济工作会议针对以上突出问题，做出了重要部署。核心是要在极其严峻复杂的国内外形势下，坚持抓牢抓好经济建设这个中心工作，全面畅通国内大循环，推动经济实现质的稳步提升和量的合理增长。

首先必须保证好产业链和供应链的动态畅通。中国当前仍然处于工业化持续较快推进阶段，从产业结构特征看，重化工业、重加工业等制造业，在工业中仍然占有较大比重。这就意味着还不能比照那些以服务业为主的发达国家的标准制定能源消耗指标；也不能为了减污降碳过度压缩两高（高能耗、高排放）产业的生产。要按照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的要求，坚持全国统筹、节约优先、双轮驱动、内外畅通、防范风险的原则。防止简单层层分解。我们要按照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的要求，切实协调好减污降碳与畅通国内大循环、充分释放经济增长潜力的关系。

全面畅通国内大循环，要着力解决需求特别是内需不足的问题。通过需求特别是内需的显着回暖，带动经济增长摆脱下行压力，进入回升向好的新周期。

要按照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的要求，实施好扩大内需战略，增强发展内生动力。宏观政策要稳健有效，积极的财政政策要提升效能，更加注重精准、可持续。要保证财政支出强度，加快支出进度。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要协调联动，跨周期和逆周期宏观调控政策要有机结合。围绕扩大内需更好地形成合力。要注意到，企业和居民的顺周期行为特点。市场形势不好，企业会谨慎投资；居民会谨慎消费。为此，扩大内需必须发挥好宏观经济政策逆周期调节的作用；必须通过提振政府投资，带动企业投资，带动就业和居民消费。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要适度超前开展基础设施投资。为此要着力抓好绘蓝图、补短板、强基础的工作。政府在基础设施、公共服务承担着重大责任。这也是社会主义制度突出整体利益，保障全民福利的一个重要实现方式。面向第二个百年宏伟目标，为了保障人民美好生活的需要，必须在城市地下管网，综合交通运输体系，城市污水垃圾处理体系，大江大河水利治理体系；以及教育、医疗、卫生这些公共服务保障体系等方面，高标准高水平启动强基工程。要通过这些行动有力提振政府主导的基础设施投资，带动企业投资、带动就业和居民消费，使扩大内需效果显着增强。要抓紧做好长远发展规划，科学指导重大项目选择；通过发行专项债、长期建设债等形式，充分用好中国经济长期高成长的红利，既有效提振当前政府主导的基础设施投资，又为长远发展奠定高水平基础。

我们要全面贯彻落实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的安排和部署，真抓实干，切实在扩大内需方面取得显着成效，从根本上解决需求不足问题，全面畅通国内大循环，充分释放中国经济的增长潜力，使中国经济尽快摆脱长期以来的下行压力，加快开启稳步回升向好的新周期。

作者：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 张立群

来源：《农业发展与金融》2022年第1期